【资料图】
北宋神宗朝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变法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争议最大的改革事件，被后世称为聚讼千年的变法。这次变法改制涉及的广度和深度是巨大的，围绕新法的存废问题，朝廷内部形成了支持变法的新党和反对变法的旧党两大对立政治集团。北宋中后期，两党之间的矛盾反复激化和升级，新旧两派交替执政，政局反复震荡，绝大部分朝臣或主动或被动寄身于新党或旧党，他们的政治命运随着政局的跌宕起伏而大起大落。然而，在不同时期，也有少数官员试图平衡党争，调和新旧两党之间的关系，以期稳定政局，减少政治震荡。这些调和的尝试对新旧两党之间的关系、对当时的政治局势，以及对北宋后期的政治生态等，都有重要的影响。目前，学界对宋哲宗朝的“元祐调停”和宋徽宗初年的“建中之政”已有集中关注和相关探讨，但对哲宗之前的政治调和少有文章涉及，亦无专门论述。新旧两党之间的政治调和自宋神宗元丰中后期已初见端倪，并开启了北宋后期乃至南宋政治调和的先河。就调和时间而言，元丰中后期的政治调和大体始于元丰五年(1082年)六月蔡确升任右相并掌握实权，止于元丰八年(1085年)十二月邢恕被驱逐出朝廷，可外延至元祐元年(1086年)闰二月蔡确离开朝廷；从主导权和主动性来说，应发端于元丰七年(1084年)秋宋神宗有意立储，终止于元丰八年五月司马光回朝。元丰八年三月宋神宗去世，哲宗即位，高氏垂帘听政，朝廷召回旧党大臣并陆续废除新法，其中复杂的朝臣关系与激烈的权力争斗乃至政局变动，多有政治调和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本文即以元丰中后期的政治调和为主线，侧重探讨时任宰相的蔡确在当时政治调和中的作用和影响。 一 蔡确最初对神宗“新旧并用”用人主张的异议 熙宁新法在推行过程中一开始就遇到了较大的阻力，在实施过程中也确实出现了一些问题，朝中支持变法的官员之间还存在不同的意见，这些引发了宋神宗的不满。熙宁末年，朝廷诏议改元元丰，在表面上看，这是朝廷因灾异而要改用吉祥庆颂的词儿为年号，但实际上是宋神宗即位十年后，政治上逐渐独揽大权，急于有所作为的表现。元丰时期，或是自王安石二次罢相后，在宋神宗主导下，朝廷的选官用人与熙宁时期相比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熙宁年间，宋神宗大力支持王安石推行新法，君臣之间以团结为主。元丰年间，宋神宗经过多年朝政的历练，已有了自己的施政理念，与大臣的关系开始发生了变化。元祐大臣刘安世曾说:“得君之初，与主上若朋友，一言不合己志，必面折之，反覆诘难，使人主伏弱乃已。及元丰之初，人主之德已成，又大臣尊仰将顺之不暇，天容毅然正君臣之分，非与熙宁初比也。”作为反变法派官员，刘安世的言论固然存在一定倾向性，但这也说明，在元丰年间，宋神宗已经重视“正君臣之分”，牢牢掌控着朝廷大权，其施政导向与熙宁时期相比发生了有较大变化。 经过前期两三年的准备，朝廷决议于元丰五年(1082年)五月，正式实施官制改革，史称元丰改制。官制改革过程中，宋神宗明确提出要“新旧”官员并用:“初，官制之将行也，上于禁中自为图帖定，未出，先诏辅臣曰:‘官制将行，欲取新、旧人两用之。’又曰:‘御史大夫，非司马光不可’。”其实，在整个变法过程中，宋神宗一直没有放弃“异论相搅”的祖宗之法，只不过在此时突出了人事任用方面的“新、旧并用”。如熙宁初年，王安石升任参知政事后，宋神宗继续留任了不积极支持新法的文彦博主政枢密院，直到熙宁六年(1073年)四月；熙宁三年(1070年)二月，他试图任命始终反对新法的司马光任枢密副使，因司马光坚辞才改为外任。另如，宋神宗在与不支持变法的大臣吕公著议事时，就承诺要复用那些被“小人”排挤，被“诬蔑”为破坏法度的“端良士人”(按指因反对新法被降黜的官员)，特别是神宗提出并用新、旧党时曾明确表示:“此诸人虽前此立朝，议论不同，然各行其所学，皆是忠于朝廷也。安可尽废!”熙宁年间，反变法派官员或者因为激烈批评与抵制执行新法而被贬降为地方官，或者自认为与当政者意见不合主动请求离开朝廷，大多数旧党臣僚只是暂时闲置，他们无论在最高统治者的心里，还是在统治集团内部，始终都占据重要位置。只要他们愿意，部分旧党官员随时有可能重返中央。 事实上，宋神宗对许多反变法派官员尤其是元老重臣始终是比较倚重乃至优宠的。如熙宁八年(1075年)三月，辽朝遣使与北宋谈判河东边界问题时，宋神宗立刻下手诏向韩琦、富弼等人问政。元丰三年(1080年)九月。文彦博赴京觐见宋神宗，“诏于都城门外赐文彦博饯送御筵。令中书、枢密院臣僚同赴。上自为诗赐之，仍命参知政事章椁为之序”。要之，宋神宗的“新、旧人两用之”之言虽出现在元丰五年，但实际上这是他自变法以来一直践行的用人理念。 宋神宗的政治态度为两党之间的政治调和埋下了草蛇灰线，但元丰中期以前，蔡确对此颇有异议，认为并用新旧、调和两党的时机尚不成熟。熙宁九年(1076年)十月，王安石罢相离朝后，宋神宗任命对变法持保守态度的吴充为相。吴充主张复用吕公著和司马光等反变法派官员，其后又与蔡确“议变法于前”。不过，他的变革主张遭到了时任参知政事蔡确的极力反对。元丰改制之初，宋神宗新、旧党并用的主张提出时，蔡确当即表示:“国是方定，愿少俟之。”不仅如此，蔡确和王珪更试图借以他事转移宋神宗的注意力，如蔡确建议王珪帮助神宗谋划攻打西夏、收复灵武的战争，以保相位。王珪也认为如果宋夏战争开始，神宗便不会召还反对开战的司马光，且司马光也不会答应回朝。最后，“光果不召”。王珪的做法固然有“容身固位”的企图。而蔡确的建言或是“煽动”无疑是有意阻止司马光回朝。 不仅仅是司马光，宋神宗欲召范纯仁回朝也同样被王珪和蔡确阻止。史载:“官制初行，上欲召纯仁用之，王跬、蔡确言纯仁好异论，且疾病不可用。及纯仁弟纯粹由陕西转运副使入对，上问纯仁无恙否，纯粹对以实。”即，范纯仁无病。而王珪和蔡确给宋神宗说他有病，未能召用。元丰五年四月，蔡确初任右相时，他的资历和人望还难以和旧党代表人物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等匹敌。有人曾对吕公著言道:“今官制新行，所用为相者，或素出公下。”当时，吕公著、孙固和韩镇先后担任知枢密院事，位列执政，资历威望较高。宋神宗若召回始终反对变法的司马光等人掌控言路，王珪和蔡确自感必会遭到台谏的群起围攻，继而引发朝堂局势剧变。因此，蔡确和王珪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情愿允许实力强劲的政敌回朝乃至取代自己，这是出于当时政治形势和自身政治需求的必然选择。 宋神宗并用新旧党的态度和做法虽遭蔡确等人的反对而初期无果，却也无形中保存了旧党的实力，甚至是提高了他们的声望，为新、旧两党之间的政治调和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条件。面对已经推行了近二十年的新法及其存在的问题，是否可以加以修正和完善，是否能够打通新、旧两党的隔阂以及如何设法调和两党的政见，实际上成为元丰后期朝廷需要迫切解决的时代命题。而以蔡确为首的新党面对不断变幻的政治形势，也在或明或暗地转换着自身的政治姿态，在新旧之间不断尝试着进行政治腾挪。 二 时局转换之际蔡确调和的尝试 针对蔡确调和新旧两党的政治尝试，朱森曾有如下评价:“盖元丰末，邢恕尝说蔡持正(按指蔡确)变熙丰法，召马(按指司马光)吕(按指吕公著)，故《言行录》多记此等事。”关于蔡确如何转变，何时开始支持“召马吕”以及如何试图调和新旧的始末，由于蔡确等新党人物的文集等一手文献阙如只能寻找他人的记载展开分析。根据元祐党人后代、敬重和同情反变法派的吕本中所著《紫薇杂说》的记载，当时职方员外郎邢恕与蔡确交好，并认为蔡确仅仅靠变法派，继续推行饱受争议的新法，难以稳坐相位，所以劝说蔡确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势最好趁机“收用旧人”，变更新法中被批评的政策，以便得到更多朝臣的支持。邢恕对蔡确说:“名位已极，富贵已久。世人之情所深望者，欲其位之益安，誉之益崇，为长久之计耳。若以今日施设，而求位之益安，誉之益崇，犹倒行却走而及前景也。”“今相公既有时与权矣，何不乘此势，稍收用旧人及更改政事之甚不便者，以合人心而固公位乎？何为汲汲而但随众人已也？”根据吕本中的记载，邢恕建议蔡确收用旧人及缓和与旧党士人的矛盾，这正好言中了蔡确乃至变法派士人在朝政更迭之际的所思及所忧，进而得到认可并施行。即使彼时蔡确曾帮助王珪暂时阻止司马光等人的复用，但也并不代表此时已拿握实权的蔡确依旧反对宋神宗“新旧并用”的主张。当然，蔡确的这一转变是有多方面原因的。 首先，蔡确在朝廷内外有强劲的政敌存在。蔡确之所以能够担任掌相，被时论批评为是靠迫害反变法派而起家的:“熙宁大臣，以缙绅不附，多起大狱，以胁持上下，而蔡新州因是取台辅。”苏辙亦有相关论述:“然确顷自小臣擢用，每迁皆以鞫狱被赏，众以为善恶之报，不可诬也。”可见，蔡确深为当时反变法派所嫉恨。因此，蔡确在元丰后期面对宋神宗的感疾不虞以及旧党在朝野影响日渐复苏的迹象，忧心未来政局反复，因而主动结交反对势力乃至寻求支持。也是求得相位稳固的自保策略。此外，蔡确开始在朝堂崭露头角是在熙宁后期，最初与司马光等旧党臣僚并没有就变革与否直接交锋，单从对待新法的角度，他们的关系存有缓和的余地。 其次，蔡确此举有迎合宋神宗之意。蔡确拜相时，曾有臣僚提出质疑，宋神宗认定蔡确最合适。因而，蔡确的晋升仰赖于宋神宗的拔擢。元丰后期，宋神宗多次表明要召用司马光，表露出复用旧党之意，但均遭司马光的拒绝与请辞。蔡确若能援引司马光回朝，不仅实现了宋神宗长久以来“新、旧并用”的政策，而且能够缓和新旧两党的关系。加之，当时朝廷中也有其他一些官员提议召用旧人，蔡确此举还能获得同僚的支持和认可:“官制行，神宗切于用人，(王)存请自熙宁以来群臣缘论事得罪，或诖误被斥而情实纳忠非大过者，随材召擢，以备官使。语合神宗意，收拔者甚众。”概而言之，元丰中后期宋神宗“新、旧并用”的施政理念，对蔡确主动缓和与旧党官员的关系、调整新法有直接影响。 再次，对新法推行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弊端，蔡确也有一定的反思。他曾说:“收拔当世之耆艾，以陪辅王室”“蠲省有司之烦碎，以安慰民心”“严边备以杜二敌之窥觎，走使轺以察远方之疲瘵”“明法令之美意，以扬先帝之惠泽”“厉公平之一道，以合众志之异同。”旧党官员孙觉认为蔡确主张起用元祐大臣即“当世之耆艾”、省罢一些被认为是“烦碎”不便的新法，颇有“厚自矜伐”之态。从旧党的记载可以看出，蔡确确实对新法表示了可以更张改变之意。 最后，从当时的时局来看，变法派和反变法派的政治力量也在发生着变动。对于变法派而言，元丰五年四月，宋神宗任用新法代表人物、知定州章惇为门下侍郎，此举加强了朝中变法派的力量，却也对蔡确的地位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对于反变法派而言，司马光等被时论普遍认为是宰执的最好人选:“熙宁、元丰之际，天下贤士大夫望以为相者，(范)镇与司马光二人，至称之曰君实、景仁，不敢有所轩轾。”蔡确预感到宰执人员构成可能会发生变化，进而率先顺应潮流，在政治局势有可能发生转换时，依托皇权进行政治投机，不再激烈反对起用旧党人士，并主动尝试缓和与旧党臣僚的关系，邢恕便成为蔡确政治调和的关键纽带。 邢恕曾经“从程颢学，因出入司马光、吕公著门”，是旧党领袖的追随者。按照元祐大臣的记载，蔡确认为司马光和吕公著“必复用，遂深交恕，意欲因恕以结二人也”，这一观点有可能有偏见。此条史料是李焘根据邵伯温的记载删取所得，邵氏认为，蔡确与邢恕相交是为了扳倒左相王珪。但是，蔡确此前与邢恕并不熟识，且二人的政治立场各异，权力之争时，蔡确不太可能会选邢恕以为己助。此前，蔡确还曾阻止过邢恕的升迁:“蔡确初未知恕，文彦博之归洛阳也，恕有诗送行，神宗尝对确称焉，且谓恕久在馆下，当迁。确曰：‘熙宁变法之初，恕有异议，不可用。’神宗不答。”但是，当时“喜功名”的邢恕为了仕途顺利，在元丰末年主动结交蔡确是有可能的。此时，蔡确或许看重邢恕出身于旧党的背景，在试图调和两党矛盾时，让他发挥适当的作用，也是有可能的。两者为彼此政治目标的达成相互助力，一拍即合。对此，邵博记述道:“(蔡)确与章惇、黄履、邢恕在元丰末，结为死党。” 元丰五年，北宋军队在宋夏战争中遭遇了水乐城惨败，宋神宗因此大病一场，身体一蹶不振。元丰七年秋，宋神宗有意立储，再次提及司马光、吕公著等人，并期以为师保。蔡确闻讯，率先与邢恕商量，希望他给司马光写信，劝谏多次辞官的司马光接受宋神宗的任命。蔡确说:“上以君实为资政殿学士，异礼也。君实好辞官，确晚进，不敢通书。和叔(邢恕之字)门下士，宜以书言不可辞之故。”作为当朝宰相，蔡确辗转诚邀司马光回朝，尽显其谦逊之态。在此之前，蔡确也给予了反变法的重要人物刘挚以支持和肯定。元丰六年四月，在处理刘挚的贬官过程中，蔡确认为“挚固善士，但尝异论尔”。特别是若无蔡确在奏疏中说明事件原委乃至为其陈情，刘挚事最终不会被定为“事理轻”，有可能被加重处罚。不仅如此，次年七月，奉议郎刘华即被起复，被任命为滑州知州。除刘挚外，在元丰五年四月至元丰七年年底之间，旧党代表人物李常先自淮西提刑召还，任太常少卿，又于次年六月迁为礼部侍郎。后来成为元祐更化重要干将的孙觉元丰六年六月自南京留守召还，接替李常担任太常少卿。这些反变法派大臣的重用，可以视为在宋神宗支持下，新党宰相蔡确为调和所做出的努力。史称:“元丰末，刘挚、梁焘、孙觉、李常以次收用，皆恕劝确为此。”当时，蔡确虽为右相，但是深受宋神宗倚重，凡是任免官吏，左相王珪多不预闻。这至少说明，蔡确并未阻止刘挚等人回朝，反而是其助力。 除此之外，元丰八年(哲宗已即位未改元)四月，御史中丞黄履举荐反变法派孙觉之侄孙升为监察御史。关于黄履其人其事，史载:“元丰末，腹为中丞，与蔡确、章惇、邢恕相交结，每惇、确有所嫌恶，则使恕道风旨于履，履腹即排击之，时谓之‘四凶’。”这时，年幼的宋哲宗刚刚即位，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蔡确、章惇等变法派核心人物仍然在朝堂身任原职，掌握不少实权，黄履的举措和一些反变法派臣僚的回朝及升迁，与蔡确等人的默许和配合有极大的关系。而元丰八年五月，多出于新党之意的诏书却明显地表明了要限制言路。由此可见，以皇权及最高统治权转移为转折点，有关人事安排及变动，蔡确等人的主动性乃至主导权前后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哲宗即位后，尤其是司马光于元丰八年五月正式回朝并升任门下侍郎后，关于反变法派官员的回朝及人事任命更多是以垂帘听政的高氏为主导。即使蔡确等人一改此前的态度，提出异议乃至想要阻止，亦无法改变旧党回朝的趋势及现实。一言以蔽之，虽然蔡确默许收用旧人，但是他也担心和防备大批旧人进入朝堂，进而颠覆政局。 元丰中后期新党的政治调和，除蔡确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大臣的支持。在蔡确政治调和的过程中，章惇等一些新党大臣也不再反对援引某些旧党臣僚回朝。如“乌台诗案”中，章惇曾积极营教旧党代表人物苏轼。章惇认为只要愿意转变对新法的立场，可以复用旧党大臣。他曾说:“(刘)挚自被逐，不复异论。人岂不容改过？”或因大势所趋，为了稳定朝廷政局，新党官员的态度已经有所转变，在朝的翰林学士曾布和户部侍郎李定等变法派中坚力量也基本没有反对起用旧党臣僚。 元丰中后期的政治调和举措并非只是蔡确等部分新党臣僚的一厢情愿，旧党中的部分人士对新法促进经济发展等的积极成效也有了新的认识，甚至开始反省一贯反对新法的态度，认为自己以往的言行多有不当。当时。熙宁及元丰初年反变法派的代表刘挚、李常、孙觉以及苏轼等人，都已不再连篇累牍地上疏议论和反对新法。这样的转变也为新旧调和提供了条件。如曾经坚决反对并极力阻止在辖区实施新法的苏轼，元丰中就转变了看法，他在给友人的书信中说:“某欲面见一言者，盖谓吾侪新法之初，辄守偏见，至有异同之论。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 总之，以蔡确为化表的新党人士或出于对时局的重新认识，或出于固位自保的个人政治诉求，或出于对一度遭受严厉打压的政治对手的策略转变，他们对旧党的政治态度已较王安石执政的熙宁年间和元丰前期大为缓解，从而促成了新旧党派之间第一次的政治调和。蔡确主动交结司马光等人，协助宋神宗起用刘挚等反变法派官员，深受神宗用人导向的影响。当然。这是以巩固个人权位和新党的利益、不动据“国是”为前提的。而此次调和不仅得到了旧党部分人士的积极呼应，也为旧党势力的回归提供了契机。 三 旧党的复苏与元丰调和的破灭 自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开始，宋神宗不断召回部分反变法派官员回朝任职。其中，吕公著被宋神宗当成可以“论腹心之寄”的第一人。熙宁十年(1077年)十月，宋神宗诏令吕公著回朝任职，并在元丰三年(1080年)九月升其为同知枢密院事。然而，吕公著的政治态度并不积极，对朝廷正在推行的新法仍然不认可，遇事也经常消极对待，还多次请求外任地方，宋神宗对此非常不满。政治态度决定政治行为，作为军事长官的吕公著，不满宋神宗坚持开边的军事政策，也不愿意与被他斥为“小人”的变法派并立于朝，所以，即便被神宗重用，吕公著也不积极主动履职。不仅如此，元丰五年四月，神宗召知定州章惇回朝并升任其为中书侍郎时，同知枢密院事吕公著随即请求离开朝廷，代替章惇守边。 宋神宗在位时期召用的其他旧党士人也大抵如此。他们始终坚守反对变法的政治立场，只不过表现方式各有不同而已。如文彦博自离朝外任后，辗转各地任职。从其奏疏中可以看出，文彦博始终不赞成神宗积极开边的军事政策，并且多次通过讨论边事指责神宗的用人策略，以此表达自己对变法派的不满。他在奏疏中曾言:“臣又闻谋攻料敌，老将所难。不当与新进白面书生，惟务高谈虚论。容易而计划之。今以天下之大，士人之众，岂无深识远虑，怀忠守正。更事历试之人？”旧党此类消极作为和不满情绪在神宗在位时虽然一直存在，却并未对朝政构成大的影响，及至哲宗初年高氏临朝听政、司马光回朝后，旧党的积怨迅速转化为政治行动，呈现出颠覆朝政之势。 元丰七年(1084年)十二月，司马光主持编著的《资治通鉴》基本完成，被反变法派寄予厚望，重新起用乃至重用的呼声日益高涨。次年三月，年仅8岁的宋哲宗即位，始终反对新法的高氏垂帘听政。大批旧党短时间内占据了朝中重要职位。与宋神宗晚年相较，哲宗即位之初的旧党是规模化地、更“实质”地回朝执政，随着大批反对新法的官员被召回朝廷，身居要职，朝政迅速反转，他们在非黑即白、君子小人极端思想的影响下，不遗余力地排斥乃至迫害新党、不辨是非地攻击和废罢新法，新党推动政治调和的努力很快走到尽头。 尽管整个反变法派内部，像司马光一样全盘否定新法、一刀切地要求废罢所有新法的大臣只是少数，但是高氏听政后，施政导向彻底转变，高氏传达出的明确信号就是要贬逐新法派，尽可能废罢所有新法。司马光最受高太后信任，被拜为宰相，独得重用，在他们的主导下，这些少数人的绝对化意见经由宰执层集体决策，最终被实施了。随着新法废罢、蔡确和邢恕等新党代表离朝，元丰中后期的调和最终以失败告终。 对于旧党执政后政局的反复，宋人多有反思。如程颢，当“元祐群贤悉起散地”，纷纷回朝任职后，他却“独有忧色”。南宋人认为如果当时重用像程颢这样沉着睿智的官员，绍圣之后元祐党人被大批贬逐的不幸或许可以避免:“使之协济于朝，以施调一之功，安有绍圣报复之祸哉？”这当然是理想化的反思。对于元祐时期新法派被贬斥、新法措施迅速被废，南宋人朱熹就认为元祐大臣做得太过绝对，“后来元祐诸公治得此党(指新党)太峻，亦不待其服罪。温公论役法疏略，悉为章子厚所驳，只一向罢逐，不问所论是非，却是太峻急”。 蔡确等人的调和意图本来有助于缓和新旧两党的矛盾，减少朝政的震荡。但是，旧党势力的日渐增长，最终却加剧了新旧两大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与对抗。邢恕的遭遇即是例证之一，元丰八年十二月，曾有旧党倾向的邢恕被迫离开京城，外出任职。“太皇太后手诏以恕除中书舍人，赐紫，寻以恕骤迁过当，恕多出入权门，全非检谨，可罢新命，与外任知州军也”。关于邢恕被罢黜的原因，与其在两党之间斡旋，替新党讲话有关。史载:“自司马温公入朝，恕乃用捭阖之术，欲合蔡公于温公，温公不疑，初亦称其材，群僚大惧，既而公(按指蔡确)议不容，乃出守宛邱，会恕亦忧去，因梁左丞焘过怀，恕见之，怵梁论蔡之功，不宜远外，自此遂攘其事。”邢恕本来是旧党司马光、吕公著等人的追随者，其后又攀附蔡确，试图弥缝新旧党之间的隔绝，却最终因为“论蔡之功”，替蔡确说公道话，被旧党贬斥。更重要的是，邢恕在大批反变法派官员回朝主政、旧党逐渐在朝堂取得优势地位时，还希望朝廷能够新旧并用“合蔡公于温公”。以确保朝堂局势稳定。可惜的是，当时这样的努力和尝试无力改变最高统治者的决策导向。 事实证明，宋神宗的新旧并用和蔡确为代表的新党的政治调和，未能弥合新旧两党之间难以逾越的鸿沟。更有甚者，朝廷大臣由此逐渐浸淫于邪正之辨。如侍御史吕陶认为:“君子小人之分辨，则王道可成，杂处于朝，则政体不纯。”同样，右司谏苏辙亦直言:“诚使君子小人同处，则小人必胜，君子必去。如薰之香，一日而亡；如获莸之臭，十年而存。此理之必然者也。”概而言之，旧党臣僚掌权后不久，新旧两党完全对立乃至朝堂非此即彼的态势已然形成。新党被逐出朝堂以后，旧党之间再次分裂，内部争斗日益激烈。此次调和的破灭虽然动摇了臣僚缓和新旧矛盾以消弭政争的信心，但是，仍然有官僚士大夫并未彻底放弃调和的努力，当矛盾叠加累积日益严重时，旧党臣僚也不得不尝试展开新的政治调停。 宋代思想文化发达，政治自由度较高，文官士大夫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表达自己的政见，影响中国古代政局的朋党思想在北宋的政治斗争中尤其得以彰显。熙宁、元丰时期的变法改制中，朝廷大臣在支持和反对新法中形成的新旧两党积怨日深，且各自固守己的立场，深受当时朋党思想的影响。同时，宋神宗一直坚持对反变法派官员的优宠及其“新旧并用”的主张，乃至新党的调和都在无形中增加了旧党的政治资本及影响力。在当时复杂的政治生态下，这对缓和新旧矛盾的弊大于利。即使朝臣中不乏政治调和的支持者，也难以改变蔡确等人调和意图必然破灭的残酷现实，更遑论蔡确主导下的政治调和掺杂了巩固自身权位的私心，以及他们同意召用部分旧党臣僚也是有前提和选择性地召回。正因为如此，蔡确主导下的调和举措并不能得到对方的认可，还给予旧党打击新党乃至颠覆政局的机会。重回朝堂的旧党官员用实际行动否定了“新旧并用”的用人理念以及蔡确等人寻求调和的态度。消弭矛盾需要双方共同努力，旧党少数领袖人物由始至终坚持反对变法的立场。在一贯坚守君子小人之分的思想支配下，激化了对立和斗争。这是专制主义制度下难以克服的顽疾。
作者郑栋玲，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原文载《史学月刊》2023年第3期，注释从略。文章转载自“史学月刊”微信公众号。
